林非

 林非，1931年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散文学会会长，中国散文家协会名誉会长。出版著作有学术论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治学沉思录》《文学研究入门》《鲁迅和中国文化》《散文论》《散文的使命》《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林非论散文》等;散文有《访美归来》《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他》《西游记和东游记》《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令人神往》《云游随笔》《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离别》《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世事微言》《人海沉思录》等;回忆录有《读书心态录》《半个世纪的思索》。迄今共出版30余部著作。并主编《中国散文大词典》《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等。

询问司马迁

曾经有过多少难忘的瞬间，沉思冥想的猜测这司马迁迁偃蹇的命运，痛悼着他灾难的遭遇。有时在晨曦缤纷的旷野里，有时在噪音喧嚣的城市中，这位比我年轻十来岁的哲人，好像就站立在自己的身旁。我充满兴趣的向他提出数不清的命题，等待着听到他睿智的答案，他就滔滔不绝的述说着使我困惑的疑问。只要还能够在人世间生存下去，我就一定会跟他继续着这样的对话，永远也不会终结的询问和思索下去。

这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的追求着的目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始终在猛烈的拨动着我的心弦，还深沉的埋葬在那里，似乎要等待着发芽和滋长，有时却又响亮的呼啸和奔腾起来。我深深的感到了他的这句话语，恰巧是道出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者彭湃的心声。一个真正是诚挚地探索着让人们生活得更为美好得思想者，肯定会像他这样全面地思索着人类与宇宙的关系，考察着历史往前变迁的轨迹，然后再写出自己洋溢着独创见解和深情厚意的著作来。

司马迁对于自己这种异常卓越的目标，究竟追求和完成得如何呢？我常常在反复地思索着这一点。从他贡献出这部囊括华夏的全部事迹，写得如此完整、详尽、清晰、鲜明和动人的《史记》来说，毫无疑问地应该被推崇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几千年间中国所有封建皇朝的多少史家来，他应该说是完成地分外出色的。更何况他是在蒙受宫刑的惨痛和耻辱中，蘸着浓冽的鲜血，颤抖着受害的身躯奋力去完成的。

对于清高的士大夫来说，宫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耻辱，因此每当司马迁念及这割去男根的灾祸时，始终都沉溺在晦暗和浓重的阴影里面，不仅又迸发出一回剧烈得足以致命得伤痛，而且肯定还像有多少狰狞得魔鬼，在戏弄和蹂躏着自己洁白得身躯，无穷无尽得羞耻在血管里不住得盘旋和冲撞，快要敲碎胸膛里面这一颗晶莹明亮得心，此时此刻就会像他在《报任安书》里所说得那样，冒出一身淋漓的大汗，肝肠都似乎要寸寸得断裂，在一阵阵眩目得昏晕中咬牙切齿得挣扎着，如果倾斜着跌倒在地上，就一定会僵硬得死去；这时候如果赶快去旷野里走动，让阳光底下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头颅，也许浑身的血脉会稍稍地舒缓过来，然而他又绝对不敢跨出自己的门槛去，有多少嘲笑、讥讽和猥琐的眼光，像涂抹着毒药的箭簇，正扣在绷紧的弓弦上，焦急地等待着往自己的胸脯射来。只有偷偷地躲藏在屋子里，先是轻轻地呻吟和叹息，逐渐让浑身凝住的鲜血慢慢地流淌开来，再用悄悄的长啸与悲歌，稳定和凝聚着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子阿凄惨。浑浊和肮脏的像粪土般的人世中，低下头颅默默地咀嚼着刻骨铭心的痛苦，使尽浑身的气力去拼搏着去撰写，像如此剧烈和惨痛的身心交瘁，能不能把这个追求的目标，发挥得使自己异常满意呢？我猜想他的回答大概是否定的。

遭受着如此羞耻和痛楚的宫刑，几乎是让司马迁永远的跌入了濒临死亡的精神炼狱。造成这事件的原因简直太荒唐了，只是因为汉武帝刘彻在上朝召问时，他曾诚心诚意地替在沙漠绝域中辗转杀敌，最终寡不敌众而败降匈奴的李陵游说。他的出发点真可说是忠心耿耿，想为朝廷争取更多的人心，却未曾预料到竟会触怒皇上那根敏感和多疑的神经，因为刘彻立即觉得这会涉及到贰师将军李广利，也许当时就在心里气愤地责骂司马迁，难道你不知道李广利是孤家宠妃李夫人的兄长？他那是统率着征战的全部军队，在李陵冒死激战时，却未建立任何的功勋，为李陵说情不就会诋毁自己的这个外戚和佞幸？于是在盛怒之下，狠狠地叱责着司马迁，将他投入了监狱，还听从不少臣子献媚和符合自己意向的谗言，哪里顾及得上司马迁得性命和尊严，竟判定了用宫刑来狠狠地惩罚和羞辱他。

即使司马迁这一回进谏的话语是谬误的，总也不至于遭受刑罚吧，更何况是这种使他终生感到无比屈辱和痛苦的宫刑。一个专制帝王的生气和愤怒，哪怕是毫无道理或荒谬绝伦的，哪怕是出于十分猥琐和卑劣的动机，也都能够高耸地盘旋在任何的法律和常识之上，成为不可违抗的圣旨，毫不容情地摧毁着任何人的生命和意志。司马迁不就是被压制在汉武帝的淫威底下，毕生都淤积着沉重的忧愁和痛楚，肯定每天都会有满腔的愤懑在汹涌澎湃，却也只敢隐藏在心里，哪里敢发泄出来？不知道他可曾像自己在《平淮书》中描写的一般，浮起过张汤诬告有些大臣的那种“腹诽”。如果再把藏在心里的想法冒失地抒发出来，已经半残的生命肯定会在屠刀底下消失的无影无踪。然而这样沉重的耻辱和痛楚，怎么能不让自己的心灵振荡和呼号呢？那么司马迁真的是曾经产生过“腹诽”了？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让人难以猜透的谜。

司马迁在刘彻生前就以经亡故，自然无法写成关于他的传记了，有文字依据可凭查找的，是《太史公自序》中《今上本纪》的简短提纲，在那里写着“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等等，却都是些歌功颂德的话儿，真不知道他在琢磨这几句刺眼的文字时，脸上有没有发烫，身上有没有流汗，心里有没有想起汉武帝残忍和暴虐的对待过自己？然而不管在心里燃烧着多么猛烈的怒火，也是绝对不能发泄出来的，因为专制帝王的任何暴行和恶癖，都只能够加以褒扬和美化，否则就会受到他极端严厉和残酷的惩罚。成为似男非男和女里女气的”闺阁之臣”，让司马迁痛苦和忧伤了一辈子的宫刑，又算的上什么？如果当时刘彻的脾气发的更凶狠一点儿，直至被陵迟处死也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

正是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统治方式，造成了几千年中间的谄媚、拍马、谗言、钩心斗角，以及种种阴险毒辣的陷害和杀戮。谁如果想要爬上这专制王朝的金字塔的顶层，不揣摩透那些无耻而又狠毒的权谋，恐怕就无法实现自己利欲熏心的目标，因此像那些看起来是道貌岸然的人们，却早已衍变成了跨起双腿走路的野兽。而对并无野心汲汲于往上攀附的人们来说，虽不必终日都熙熙攘攘的蝇营狗苟，昧着良心沉溺在笑里藏刀的势利场中，却也只好恐惧与孤独地谨言慎行，不敢有半句话儿触犯专制帝王的万千忌讳，于是在这种盲目的服从中间，逐渐滋生和壮大的奴性习气也就盛行起来，浓重地笼罩着整个民族的顶空。

司马迁毕生都坚持着自己正直的道德理想，绝对不会刻意地去奉承别人，然而在那种弥漫于人寰的专制主义精神蹂躏底下，他大概在有的时候也只好说一些违心的话语，却无法道出自己全部真实的见解，《今上本纪》里的那些设想，不正是如此形成的吗？更何况专制帝王无比神圣的思想，早已通过无数圣贤的典籍，和多少前辈导师的耳提面命，浓浓地融化和凝聚在自己的头脑里面，成为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正是这种潜入和占领了整个思维中枢的意识，遏制着他无法更从容和深入地评论专制帝王的行径，尤其是对那个正决定着自己生死命运的汉武帝，难道还能够冒着彻底毁灭的危险去触犯吗？

他在《史记礼书》中曾阐述过“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以及“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的道理。他在《天官书》中描摹许多星象的变化时，也总是经常强调它象征着人间的福祉或灾祸，主张要“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带上了不少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尽管班固曾指责过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他是尽心地恪守着似乎来自天命的君臣之道，从而也就多少沾染上盲目服从的奴性。残酷和暴虐的帝王专制统治，给予他这种沉重的精神创伤，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巨大悲剧。

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离开后世整个人类的变化实在太遥远了，他无法梦见那个大声讴歌着自由和平等的卢梭，更无法梦见1793年法国国民工会的表决，以387票对338票的优势通过决议，判处国王路易十六的死刑。于是他只好沿着自己遵循的这条思路往前跋涉，对于自己遭受宫刑的切肤之痛，除了匍匐着身躯长吁短叹之外，大概也不会从心里升腾出一种英勇的气魄，去谴责它的极端野蛮和违背人道。他在《史记乐书》里写道，“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刑罚确实就是应该被控诉的罪孽。正因为遵循着君臣之间的”尊卑贵贱之序”，他也许还没有更大的勇气，去思索，控诉和彻底否定这种残暴的宫刑。

不过司马迁这一颗始终追求善良和正义的心灵，总是在剧烈而又严肃的跳荡着，召唤和催促他在尽量不违背“尊卑贵贱之序”的前提底下，实实在在地抒写着许多人物的种种事迹。在《高祖本纪》中惟妙惟肖地写出刘邦的宽厚和容人，好色与好货，在《项羽本纪》中又活灵活现地描摹他无赖的品性。怎么能在项羽威胁他要是再不投降的话，就立即烹煮他的父亲时，竟狡猾奸诈地表示自己曾经跟项羽结拜为兄弟，这样说来应该算是项羽在屠杀生父了，丧心病狂地提出等到煮熟以后，分一杯羹汤给自己尝尝滋味。真把刘邦这副流氓的嘴脸写的淋漓尽致，实在是极其强烈的揭露出了他内心的丑恶。幸亏他已经长眠在陵墓中。再也看不见司马迁替自己勾勒出来的丑态，否则的话肯定会龙颜大怒，区区的宫刑恐怕就远远不够打发了。

再收尽专制君王肆意蹂躏与惩罚的淫威底下，依旧保持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格和勇气，实在时太值得钦佩和敬仰了，怪不得班固又会这样衷心的称颂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了。而据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记载，那个诛杀了奸臣董卓的王允，在训斥蔡邕时竟说出这样的话，”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真是乱世人命，贱如尘埃，在相互屠戮中杀红了眼的武夫，哪里会把像司马迁这样的杰出的文人放在眼里？而且还萌生如此凶狠和险恶的念头，真不知比汉武帝还要厉害多少倍，读起来真使人毛骨悚然。在专制制度凶狠、酷烈和暴虐的熏陶底下，竟能如此毒化和扭曲人们的灵魂，会变得那样的残忍、恶劣和丧失人性。

鲁迅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十分钦佩地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自己的《灯下漫笔》中还议论过，每当改朝换代的”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他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也许脑海中会晃荡过项羽和刘邦的影子罢？然而给予了鲁迅这种启发的司马迁，他在撰述《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时，也曾浮起鲁迅的这些想法吗？这真是一个神秘而又深刻的历史之谜。

生存在司马迁抑或蔡邕那样的环境中间，无论是张开嘴说话，或者握着笔写作，都会埋藏这深深的危机，说不准什么时刻惩罚就会降临头顶，屠戮就会夺去生命。司马迁竟敢于在如此危险的缝隙中间，写出自己辉煌和浩瀚的《史记》来，确实是太壮烈太伟大了。然而他有时候无法更绚丽的完成自己这个宏伟的目标，那只能说是时代限制了他，限制了他思想和精神的苦苦追求。有幸生活在两千多年后的思想者，无论从早已冲破了专制王朝的罗网来说，从早已沐浴着追求平等的精神境界来说，都可以更为方便地完成他所提出的目标。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迷人的目标，正等待着今天和明天的多少思想者，去艰苦卓绝的向它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