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萨瓦多尔·夸西莫多﹕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仪式上的演说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仪式上的演说

[意大利]夸西莫多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他出生于西西里岛的莫迪卡镇，七岁那年西西里岛发生大地震，故乡的悲苦和忧伤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受酷爱诗歌的姑母影响，他开始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十四岁时开始写诗。1929年前往佛罗伦萨，次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水与土》，成为继蒙塔莱和翁加雷蒂之后的“隐逸派”诗人。1959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6月14日，他在那不勒斯去世。

在我的心目中，瑞典始终是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第二祖国，接受这项奖金意味着接受现代文明独一无二的、光辉的荣誉。瑞典，诚然是仅仅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但事实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能够成功地倡立和推行这样一项堪称具有广泛意义的典范和蕴含着如此巨大的精神的、实际的力量的奖金。

诺贝尔奖是很难获得的，它激发着各个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热情，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从它身上发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的象征。野蛮用杀人凶器和混乱的思想武装自己，然而，文化仍然有能力粉碎它的每一次进攻。

现在，我置身于北方悠久的文明的代表者之中，这一文明在它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是同为争取人类自由而献身的仁人义士们并肩战斗的;这一文明哺育了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国王和王后，哺育了伟大的诗人和作家。

这些伟大的古代和当代诗人，虽然反映的是他们情感世界中的急流湍滩，是令他们惴惴不安的各种问题，但他们今天已广为意大利人所熟知。这些诗人植根于斯堪的那维亚民族富于寓意的、神话般的土壤，他们的名字虽然于我是很难正确发音的，但却是那么音韵铿锵，如今这些名字已深深铭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他们的诗章向我们抒发的声音，比那些已经衰败的或者堕落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尘埃里的文明所发出的声音，远为坚定、明确。

我的演说不是赞美词，也无意用巧妙的方式奉承主人，而只是对欧洲的精神特性发表评论。我以为，瑞典和瑞典人民，以他们正确的选择，始终不渝地向世界文化发起挑战，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变革世界文化。

我曾经说过，诗人和作家以变革世界为己任。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观点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甚至会断言它是傲慢的推理。然而，只要看一看诗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和在其他地区所激发的巨大反响，人们对这个观点所持的惊慌不安或心悦诚服的态度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正如诸位所知，诗歌诞生于孤独，并从孤独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从独白趋向社会性，而又不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附庸。诗歌，即便是抒情诗，都始终是一种“谈话”。听众，可以是诗人肉体的或超验的内心，也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千万个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叠韵法或者音符的、随心所欲的游戏来重复那些在业已褪色的历史年代里他人早已制造的神话。

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其本质的涵义来谈论这个世界上的新人道主义;如果说诗人置身于世界这个物质构造的中心，而且是它的主人，并用理性和心灵来完善它，那么，诗人难道还应当被视为危险人物么?疑问不是雄辩的象征，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现。今日的世界似乎在同诗歌对立的彼岸建立秩序，因而，对于它来说，诗人的存在是必须铲除的障碍，是务必打倒的敌人。尽管如此，诗人的力量却水银泻地般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扩展。如果说文字游戏是对任何人类情感的逃避，那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诗歌却断然不会发生这等的情形。

我始终这样想，我的诗既是为北半球的人，又是为黑非洲人和东方人所写的。诗歌的普遍价值，首先表现于形式，表现于风格，或者说表现于诗篇的聚合力，同时也体现于这样一个方面，即一个人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作的贡献。诗歌的普遍价值不是建立在观念或者偏执的伦理上，更不应当建立在道德说教上，而是表现于直接的具体性和独树一帜的精神立场。

对于我来说，美的观念不仅寓于和谐，而且寓于不和谐，因为不和谐同样可以达到美的艺术高点。请想一想绘画、雕塑或音乐，这些艺术门类在美学、道德和批评方面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对美的赞赏或否定所依据的准则也很相近。希腊的美已被现代人所损害，现代人在对一种形式的破坏中去追寻另一种形式，去模仿生活，而这种模仿只是止于自然的动态而已。

至于诗人，这是大自然独特的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们的语言，严谨而绝非虚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人生的经验(情感和物质生活两方面的)起初往往蕴含着陌生的精神迷茫、微妙的心灵不平衡，蕴含着因置身于堕落的精神环境而萌发的忧郁不安。学者和批评家攻击诗人，说诗人从来只会写些“言不由衷的日记”，玩弄世俗的神学;批评家还断言，那些诗章只不过是“新技艺”精心制作的成品，这“新技艺”、新语言，是赶时髦的新鲜玩意儿;诗人大约是凭借着这种方式，把那些被孤独所包围的冷冰冰的事物展示出来，迫使人们接受孤独。这样说来，诗人岂不是制造了恶劣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仅仅阅读新诗人的一首诗，你又怎能赢得世人的理解与共鸣?而神经脆弱的批评家又害怕15首或20首组诗的真实。

对于“纯粹”这一观念，依然需要进行研讨，尤其是在这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世纪，诗人遭遇着困窘、非人的命运，他们心灵萌发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是狂想曲，从而遭到怀疑。

我这篇演说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学，或者确立某种美学的尺度，而是为了向这个国家最坚毅、为我们的文明作出崇高贡献的人士，向我方才提到的，而眼下我正置身于其间的第二祖国，表示我的深切的敬意。

我愿借此机会，向瑞典国王和女王陛下、皇太子殿下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敬意和感谢。皇家科学院18位学识渊博而严峻无私的评判家决定褒奖我的诗歌，他们给予意大利以崇高的荣誉;在从本世纪初上半叶直至最新一代的年月里，意大利诞生了异常丰富多姿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作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文明的基石。(吕同六　译)

【赏析】

“诗”历来是诺贝尔文学院钟情的一种文学形式，自1901年开始评选获奖作品以来，已经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获得了这一殊荣。1901年法国作家苏利·普吕多姆就是以写就了“崇高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含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的诗而摘取了第一枚诺贝尔文学奖章。夸西莫多与诺贝尔文学奖同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等待之后，在59岁时，他终于获得了瑞典文学院的青睐。

诗是什么?它能给人带来什么呢?熟悉西方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引起的关于诗的争论，持续了上千年，直至今天仍在继续。每一位爱诗的人都会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毕竟诗是一个如此抽象的，缥缈不定的东西。

诗是一种语言，而“诗的语言充满意象，从最简单的比喻开始，直到包罗万象的布莱克或叶芝式的神话系统”。这是韦勒克认为的诗。贺拉斯认为，“一首诗不仅有美，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心灵”。而英国的西德尼认为，“诗是个模仿艺术……它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用比喻来说就是说着话的画图，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

在悠远的西方，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对诗是有着特殊情感的。人们对诗人荷马充满尊敬，他们认为诗人是神灵附体，是神赋予他们创造的灵感。诗人肩负着与神沟通的神圣使命。而在二战那战火硝烟的年代，在那些人们“用杀人凶器和混乱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年代，诗人也并未沉寂。夸西莫多称赞诺贝尔奖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中起到了支撑的作用，支撑人们追求文明。诺贝尔奖的价值无可否认，她已经变成一种象征，黑暗中的灯塔。

诗人认为，诗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这就是说，诗人用诗歌促使人们去实践他们本来会逃避的善行，使人们了解那个感动他们的善行，并使他们向往这个善行。诗人和作家以变革世界为己任。夸西莫多的观点，带有救世论的倾向。诗人跳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出世论，而进入到艺术要为现实服务的入世论当中。这与19世纪的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大相径庭。

诗歌诞生于孤独，但是它并不孤芳自赏，而是向各方辐射，进行一种“谈话”。诗歌仍是渴望交流的。世界不允许诗歌存在，因为诗歌预示着真理。诗歌是人类情感的集中反映，诗歌描绘人们的遭遇，使人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的生存状态。诗歌的这种价值是普世的，正如夸西莫多所说：“我的诗既是为北半球的人，又是为黑非洲人和东方人所写的。”

夸西莫多的这篇演讲，表达了诗人对诗的执著，对诗人的使命和价值的深刻思考。正如瑞典文学院颁奖辞所说：“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诗不是为它本身而存在，而是在世上有不可辩驳的任务——借其创造力再造人之本身。

夸西莫多的诗，需要我们每位读者用生命去体验。夸西莫多关于诗的理论，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王媛媛)